凡是读过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碣石山的。这座滨于渤海被誉为“千年神岳”的名山之所以闻名华夏，倒并非因为它的风景奇秀、鼎盛香火：它既无泰山之雄浑、黄山之怪特，亦无峨嵋之金顶、九华之古寺。而是由于它和海外仙丹、秦皇汉武的求仙之举，历代帝王和英杰的登临咏歌连在一起。特别是曹操的名篇《步出夏门行》中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毛泽东主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索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更是广为流传。人们说到碣石山，与其说是称颂其山川之美，还不如说是发思古之幽情，领略中国浪漫而雄阔诗词文化。
神州何处觅碣石
被誉为“以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在其结尾咏叹道：“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碣石、潇湘都在那遥远的地方。但潇湘虽远，还有踪可寻、有路可到；碣石何处，历来却是众说纷纭。我国最早的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以及《尚书》中就有关于碣石山的记载：《山海经》中的“山经·西经”说：碣石山中流淌出的渑水，向东流入黄河。渑水源出山东淄博，这样碣石山的大体方位约在今日的山东省淄博市附近。《尚书》“禹贡·导山”篇则指出碣石山在太行山、恒山以东的海边。根据这两处原始记载，《水经注》、《汉书·地理志》、新旧唐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历代地理著作及其注家作出不同的理解，至少产生五种以上说法：《汉书·地理志》认为此山在右北平郡骊成县（今河北乐亭县）西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说：碣石就是“碣然而立于水旁也”。他认为就是骊成县西南的这座山，此山“山顶有巨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中，莫知深浅”，并追溯了这座山地理位置的变迁：此山“本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中”。孔颖达在注疏中更进一步确定“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庐似冢，有石突出山顶，其形如柱”。过去学者多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此山在今乐亭县城西南的海中，以符《汉书》、《水经注》的成说。另一种认为在今河北省昌黎县。持此说法最早见于《汉书·武帝纪》注，谓碣石山在临榆，即今河北昌黎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碣石山即今“昌黎县北十里的仙人台，即碣石顶也”，并说“上有一巨石，形如瓮鼓”，对班固、郦道元等所说的碣石山已没入海中则不以为然：“昔人谓碣石沦在海中，似未然也”。第三种说法认为碣石不可能在骊成和临榆，理由是《尚书》“禹贡·导山”篇说此山在黄河入海口处，而《禹贡》时代的黄河并不在今渤海北岸入海，此山应在渤海西岸的古黄河入海出附近，可能就是渤海郡的峡山（在今河北海兴县东）。还有种说法认为碣石并非山名而是地名，在今河北蓟县东二十里，即今日山海关东的老龙头，秦长城的东面起点。战国时燕昭王在此建宫，礼贤下士善待郭隗，后人称为碣石宫，此说在山海关一带流行，似为扩大山海关的影响而附会，学术价值不大。
以上诸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俱停留在学术研讨层面上，并以“乐亭说”影响最大，但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乐亭说”突然退隐乃至销声匿迹，“昌黎说”则压倒诸说成为唯一的主流话语，所有的历史地理著作、山川游记乃至大中学校历史、地理、国文教材，凡涉及碣石山乃至曹操《观沧海》等文学著作时，“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成了几乎唯一的注释。这种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与毛泽东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人的心态有关，这得从毛泽东的词作《浪淘沙·北戴河》以及对曹操的看法说起。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毛泽东首先看重的是秦始皇，“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这首诗，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其次则是曹操。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所及，曹操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乱世之奸雄”，舞台上的形象则是个双肩高耸，白鼻子奸臣，罗贯中给他设计的那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也成为他做人的定论。但历史上的曹操并非如此，毛泽东也不这么看，何况他本人就是为反潮流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也是他一生的奋斗方向。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从现在出版的《毛泽东主席阅读批注过的古典诗词》来看，他对曹操的诗十分喜爱，反复阅读、多处圈画，并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避暑，在临行前的7月23日写给女儿李敏、李纳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很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所以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曹操到过碣石山才是真正的碣石山，而曹操到碣石山的唯一可能就是在建安十五年东征乌桓之际，而五处存疑的碣石地址中，只有昌黎碣石山是在曹操东征乌桓的路线上，因此碣石山应在北戴河西的河北昌黎县境内。据有关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次到北戴河后，还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上过碣石山”，并告诉卫士们，曹操“是在建安十五年五月出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的”。可见，毛对曹操到过的碣石山、一直心向往之，对曹的《观沧海》也褒扬有加，并在来之前，就查过有关史料，并认定典籍中记载的并为曹操所咏歌的碣石山就是昌黎县境的碣石。大概也就是“曹操”、“碣石”情结在起作用，毛主席首次到北戴河，就写下那首有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索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词中提到的“魏武挥鞭”即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乌桓之事；“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是指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一诗。词中虽未对曹操及《观沧海》诗过多揄扬，但联想到毛在另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对历代英主的揶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对曹操及《观沧海》诗，在词中无半点不敬，可以反推曹操及《观沧海》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其实，毛泽东认定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时间还可推溯得更早一些：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秦皇岛一带视察，就用了一个上午在山海关、老龙头一带登览。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毛站在天下第一关城头眺望西南群山时，就曾问过那一座是碣石山？可见，对碣石山位于何处，他早有己见。在北戴河查地图和在山海关远眺，只是进一步验证心中之见而已。毛泽东这一看法，一些官员、学者当然心领神会，所以“昌黎碣石”在此之后定于一尊犹如圣经，无人敢于置喙。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昌黎碣石”也随着《主席诗词》的大普及，“深入到革命人民心坎里”。1967年春，《毛泽东诗词》英文版出版，《浪淘沙·北戴河》词中自然涉及对碣石山的注释。为了让外国人了解“碣石山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城北五公里处”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率领一班历史、地理专家，在秦皇岛、昌黎一带对碣石山和临近海域作实地考察，最后认定这座碣石山就是《禹贡》所载、曹操登临观海的碣石山。参加考察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还在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学习与批判》（1976年2期）上发表专论《碣石考》，文中断然否定“骊成说”以及“本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中”等“谬论”。确认古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并把这一结论标在他的新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从此世人只知碣石山在昌黎，曹操曾在那里登临并写下诗歌《观沧海》。
帝王之梦与碣石华章
人生追求的标的，多是权势、财富和长寿，所谓“福禄寿”。作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权势和财富已达极至，只有健康长寿，却是个不确定因素，而这个因素又恰恰是享受权势和财富的前提，因此历代帝王多去服药求仙、企求长生。碣石山世称“千古神岳”，又位于大海之滨，所以很自然成为寻求海外仙丹的出发处。始作俑者，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始皇刚统一六国，就开始他的寻仙梦。据《史记·秦始皇纪》记载，这年他东巡至琅琊（今山东日照市附近），登临海之琅琊台，遣“齐人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结果是徐福一去不归，仙丹遂成泡影。但这并未打消秦始皇求长生的热念，六年后，他又东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即从碣石门出发去海上求仙，又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是燕人，他所找的这批方士羡门子高（即羡门、高誓）、韩终、侯公、石生也都是燕人，正像史学家顾颉刚所云，“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碣石门”是秦始皇在渡海求仙处所建的门阕，上面刻有丞相李斯所撰的《碣石门辞》，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给百姓带来“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的升平景象。宰相带头拍马屁，大臣们自然像炒股票一样纷纷跟进，于是“群臣诵烈，请刻此石”，于是便有了这个流传千古或者说是遗笑千年的“碣石门辞刻石”。至于“碣石门”在何处？自然也同碣石山一样，历史上是众说纷纭，有的以为在辽宁墙子里，有的说在昌黎，有的说在北戴河，有的说已没于海。但毛主席说碣石山在河北昌黎，见于渡海处的碣石门也只能在昌黎碣石山东的临海处，即今日的秦皇岛。秦皇岛古属碣石地域，原为孤岛，四面环海，直至清干隆年间方与陆地相连。今为秦皇岛市，全市面积7812平方公里，人口267万，下辖昌黎、卢龙、抚宁、青龙四县和北戴河、山海关、海港三区，是1984国家确定的十四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据当地方志载，此地为“秦始皇求仙驻跸处”，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在秦皇岛南山立“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清末移于东山海岸边，1966年毁于“文化大革命”，1989年重立于东山公园内，并另立“碣石门刻石”一块。此为花岗石自然石块，高5.1米，宽2.9米，厚2米，上镌“碣石门辞”，由中央美术学院钱绍武教授设计，小篆专家李文放篆书。从“碣石门刻石”往下，今筑有宽敞的石廊，一百多级石阶一直铺到海边，在濒海处又拓宽敞的石台，上塑秦始皇巡视碣石雕像：不可一世的秦皇立于铜马车上，雄视大海，须髯怒张，八匹骏马正扬蹄飞奔，探求的双眼中似乎三神山就近在咫尺，两旁的石廊刻有徐福渡海、羡门求仙等四幅浮雕。石雕如此栩栩如生、大气磅礴，使立于雕像之下、大海之滨游人仿佛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时代。我徘徊在碣石门下时曾经感叹：文学艺术也好，科学技术也罢，确实在“与时俱进”：当年秦始皇筑的碣石门绝对没有今天这么气派，李斯们再会拍马屁，也不可能雕塑出如此精美、如此气势的浮雕和立雕。秦始皇也真幸运，两千多年后还有人为他的愚蠢之举树碑立传，而且规模声势还大大超过当年；也居然有这么多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花20元人民币购买门票来对他荒唐行事顶礼膜拜！
步秦始皇后尘来碣石求仙的是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武帝晚年尤惑于神仙之说，从元封元年到太初三年这八年间，武帝三次“东巡海上”，地点也是碣石拓展到琅琊、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和碣石一带。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夏四月，“东巡海上”，“还登封泰山”；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东临渤海，望祠蓬莱”；太初“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下四夏四月还，。 “东临渤海，望祠蓬莱”固然是求仙祈获长生，“行幸泰山”、“修封泰山祷石闾”也不仅是宣扬文治武功，还为了求仙，因为有一个节目叫“祷石闾”。据应劭《风俗通》，石闾即石闾山，在泰山东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据记载，汉武帝在海边停留时间多达三个多月，可见对求仙长生的迷恋与渴求。好在中国毕竟是一个理智的人文中国，尤其是古代，没有旅游局和开发公司，不会为了门票收入和出售旅游纪念品就大造新古董，就不问是非曲直。唐代诗人李贺就曾挖苦过一心谋求长生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苦昼短》）。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服金丹求长生呢？又有谁见过那位骑着白驴成仙而去的任公子呢？人们见到的只是求仙不成的汉武帝陵墓中的一堆枯骨，以及秦始皇棺木中用来掩盖尸臭的烂鱼。清醒的文人当然不只李贺一人，与李贺同时的中唐古文家独孤及在碣石门前也发出类似的慨叹：“徐福竟何成？羡门徒空言。唯见石桥足，千年潮水痕”（《观海》）。明人邵逵在《秦皇岛》一诗中写叹道：“徐福楼船去不会，銮舆曾驻此丛台”，“追思漫忆长生药，回首沙丘事可哀”。邵逵，字可立，陕西商州人，进士出身，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任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为官廉直刚断又重视文化教育，修镇东楼，创建文昌书院，政绩显著。此诗可代表明代当地士绅对秦皇汉武渡海求仙的看法。清代著名诗人后来官至吏部尚书的宋荦，在任直隶通永道时，来山海关视察，写过一首《秦皇岛望海歌》，也发出类似的慨叹：“秦皇已去汉帝至，孤台野岸空千年。蓬莱方丈在何处？一眉新月来娟娟”。有意思的是，历代咏歌碣石的诗篇，皆不是仅止于咏叹碣石风光、山河壮丽，或是叹息批判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荒唐之举，总是蕴含着一些言外之意、景外之情，或是藉以咏志，或是针砭现实，以碣石之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前面说到的曹操就是其中的一位。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五月，曹操率军北征乌桓，八月大败乌桓，斩其首领踏顿。九月从卢龙塞还许昌，路过碣石，登山作歌，这就是有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大概是凯旋而归，曹操在这首诗中显得胸襟开阔、意气风发，不但把眼前的大海写的洪波涌起、恣肆汪洋，充满生命的律动，而且秋风萧索中的草木也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充满勃勃生机。曹操通过这幅气势雄阔、充满生命力的碣石沧海图来显现他统一天下的勃勃雄心和旺盛的斗志，被后人视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之作。曹操在碣石的咏歌不止这首《观沧海》，同在《步出夏门行》中的还有首《龟岁寿》，也同样是首表白志向的人生之歌。《步出夏门行》一共五首，前为“艳歌”，后有“四解”，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这首我以为《龟岁寿》也是写在登临碣石之时。因为《龟岁寿》中批判求仙之虚妄，强调生命的质量完全在于自己的把握，所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声称自己虽已年老（是年五十三岁），但壮心不已，仍要抓紧时间，去做一番事业，这就是后来传为名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显然是由登碣石联想到秦皇汉武，既是对他们求仙之举的否定，也是一种自我反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都不低于《观沧海》。
魏武之后还有一位唐太宗，也同样借碣石登临来抒发人生感慨和历史使命感。贞观十九年（公元612）春，唐太宗李世民亲帅大军东征高丽路过碣石，“披襟眺沧海”，写下《春日观海》诗。诗中首先铺排碣石沧海的壮阔美景：“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然后借景抒情，抒发“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的世事变迁和人生感慨。最后则通过对秦皇汉武求仙之举的批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历史使命感：“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表白自己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慕求仙道长生，而要无为之治，实行王道。随驾东征的摄中书令杨师道有首和诗，诗中也强调唐太宗的这次东征，异于秦皇汉武东巡，不是寻求长生，而是要平定叛乱：“北巡非汉后，东幸异秦皇”，“将举青丘缴，安访白霓裳”（《奉和圣制春日望海》）。
历代帝王和领袖人物登临碣石的共有十位，除了上面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魏武帝外，还有后来追封为晋宣帝的司马懿，北魏文成帝拓拔睿，北齐文宣帝高洋，隋炀帝杨广共八位帝王，另加两位当代领袖。一位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另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李是昌黎人，曾游碣石山，写过一篇《游碣石山杂记》，详细记录其与友人登碣石观沧海以及游览山间古刹水岩寺、圆通寺的经过和感受，发表于1913年11月出版的《言治》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李还在1918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3期上发表三首题为《山中即景》诗作，其一为：“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其二：“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其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诗中描述了碣石山中美景以及诗人身处大自然中的感受，体裁间于白话和古体之间，可视为由古体诗向白话诗的过渡。人们一提起五四新诗运动，每称胡适和郭沫若，仅从这三首咏碣石的诗作来看，此也是当时文学革命的前驱之作。
昌黎寻胜与碣石探幽
世事沧桑，史籍所载的几处碣石山，除了昌黎碣石之外，骊成和峡山的碣石早已沉入海中，荡然无存。唯有昌黎碣石山今日仍傲然挺立，神秀依旧。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称此山是“绝壑万仭，仰凌霄汉，回视边塞，俱在眉睫间”，让人神往不已。2004年4月初，我去北戴河休假，“以观沧海”的同时自然想到“东临碣石”。四月初的北戴河依然带着寒意，北风裹挟着怒涛撞击着崖畔的礁石，掀起朵朵雪浪花。在阵阵潮水漫过的金色沙滩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裹着外套看海的游人。旅游旺季未到，车费自然便宜。昌黎碣石距北戴河约30公里，我出价100元人民币，而且管往返，出租车主也慨然允诺。车主儿的宗旨是只有够油钱，赚一个算一个，只不过在关车门时咕哝了两句：“要是八月份，给我300元也不干”。
昌黎县城应当说是座历史名城，它是唐代大诗人韩愈的祖居，今日的县委大院即是当年的韩文公祠。此祠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但现在又加重建，雕梁画栋，据老人说比当年的韩文公祠还气派，祠内有展览馆，展出韩愈生平事迹，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只不过韩文公祠是由“昌黎县文化开发公司”经营，门票20元，不交20元钱，是无法到韩文公祠内感受“复兴”的。昌黎的大街似乎也无文化气息。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六朝之溺”的文章巨公，似乎未留一点遗泽给今日的昌黎，灰蒙蒙的街道上卡车、轿车、骡马车、自行车挤在一起，行人夹在其中窜来窜去，引起汽车喇叭声一片，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餐馆、早点点、兼有按摩、浴足、推拿以及引发想象力的发廊、洗头房等，让人不断回忆起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说的那句大实话：“食色，性也”。我想找一间书店或者代售报纸、地图、旅游介绍之内的代销点，但车跑了半天，一间也未看到。车主是北戴河人，又很年轻，对当年毛主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的伟大诗词居然毫不知晓，对碣石山在昌黎何处居然也昏昏然，反而怪我：“别人到此来拜韩文公，或是瞻仰革命先烈李大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爬山，哪里没有山？”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当地人也居然不知道碣石山，我据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碣石在昌黎东北”，问当地人到东北面山怎么走，有位老兄竟然将我们带到“东山公园”，然后热心地向我介绍近处的馒头山、桃花山以及远处的香山。后来我才发现错误也不尽怪当地人，而是出自两处：一是顾祖禹的记载有误，碣石山在昌黎县城的正北，而不是东北。昌黎县城的东北、北方、西方、西南、南方有大小山峰近百座，你说东北方的山峰，当地人自然会将你指向馒头山和桃花山；二是碣石山并非一座山峰，而是绵延的山峦横亘于昌黎城北，史称的碣石山实际上是碣石山的主峰，当地称仙台顶，又称汉武台。你说去碣石山，当地人当然不知所指了。可见顾祖禹这位老兄并未到过碣石，也是位书中掮客：从书本到书本、从典籍到典籍，倒腾来倒腾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放翁这话说得是不错的。
出昌黎县城北门，前行约一公里，就就可见“碣石门”。石门下有一横杆，挡住进山之路。旁有一亭为售票处，兼作售货亭，卖一些糕点、饼干、矿泉水之类。一位妇女端坐其中，边喂奶边买票，可谓公私兼顾，革命生产两不误。所谓买票，也就是收下10元钱，拉起横杆让游客进去，并无什么票据之类。登仙台顶的山道在峰南，有中、东两条登山路线。东路由黑峪沟出发经阎王鼻达欢喜岭。这一段为深沟幽谷，黑峪沟夹于两山之间。两边石壁峭立，翳不见日；谷道溪水穿石，路滑难行。西面峭壁有一瀑布泉，泉旁镌有“削壁流泉”四字，为明代昌黎知县杨于陛题。阎王鼻在黑峪沟之上，险岩交叠，小道穿行于乱石之中，一巨石高悬如鼻，故得此名，石上镌有“止水”二字。过阎王鼻上行即达欢喜岭，至此已穿过深沟，再往上行，地势皆较平缓，因而叫欢喜岭。延岭上行约二里，即达仙台顶。由中路登山更为险陡。其路线是由水岩寺登程，穿过名为“十八盘”的崎岖山道达“老鹞子翻身”。这里山道狭窄，左为陡壁，右临深涧，游人需紧贴石壁侧身而过，如鹞子翻身。此处为中路登仙台顶的第一道险隘，迎面石壁上镌有“天门第一”四字。沿此上行约二华里山道，皆是傍陡壁临深涧，沿途山风扑面，已可见渤海之涛，此处陡壁上镌有“天风海涛”四字。穿过此段险道，可见一巨岩如门立于道两侧，门上镌有“老虎口”三字，这即是登仙台顶的第二道险隘。由“老虎口“往上，峰回路转，登上一道险坡，路面平缓下来，此处名“把式场”，可能是游人登山途中观看艺人卖艺的地方。穿过“把式场”即是“古庙台”。过去登山至此已无路可上，需绕到后山方能登仙台顶。近来碣石山景区开发管理局在古庙台西侧凿出近百级石磴，直达仙台顶。据昌黎县志，当年的曹孟德就是站在这里高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
仙台顶呈圆柱形，远看为一顶，实则前后二顶：前顶峭壁上镌有“碧云峰”三个大字，为明末昌黎知县徐可大题，地方百姓称之为“仙人台”，台顶有石棋盘及石脚印，相传为仙人在此对弈所留下，故得此名。其西面石壁上镌有“碣石”二字，为当年奉军总参议杨霆宇所题。据昌黎县志，峰前平台上曾有一座古庙叫“碧霞宫”，供奉“云霄”、“碧霄”和“琼霄”三位女神，今不存。后顶稍高于前顶，无峰名，顶东面石壁上有古刻“金刚般若菠萝蜜多心经”。据县志，顶上有“五雷殿”，为四块巨石围成，内供雷神像。又有大禹伯益庙，今均不存。后顶北面山坡，地势较平缓，据当地人传说，曹操就是由北坡登碣石山的。他将人马驻扎在北坡，带几个随从登上仙人台以观沧海。北坡上有“果老院”、“湘子洞”等八仙遗址，今仅存其名。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岸边最高的一座山峰。此峰本在海边，由于海岸前移，现今距海最近处约十五公里。站在前峰仙人台上，放眼远眺，方圆百余里风物尽收眼底：东南方的渤海横陈眼底，碧海银波、孤帆远影历历在目；东方北戴河的莲蓬山下海滨浴场，一座座参差错落的度假别墅以及秦皇岛外星罗棋布的礁岩、洲渚，亦依稀可辨；向南，可见昌黎的内海——七里海和滦河的入海口；向北，则见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以及蜿蜒于山脊的巍峨长城。我辈非曹孟德，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耸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雄阔气象，还是能感受得到的。
碣石群峰之中除了最有名的仙台顶前峰外，还有其它一些胜景：前峰西方有一小峰，其顶如巨型圆柱立于深涧边，很像郦道元《水经注》所描绘的那样：“山顶有巨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中”，县志上称其为“天桥柱”，当地人俗称“棒槌山”，民间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系船的石桩，并说上面存有铁环遗痕。今峰上镌有“禹王系船处”五个大字。县志上亦有古诗咏叹此事，诗云：“仙台峰西石尤仙，拔地穿云更插天。苔掩镌铭浑灭字，铁余环锁旧联船。风高百尺摩星斗，节矗三层破雨烟。倘使鹊桥凭作柱，牛女应得会年年”。大禹系船当属子虚乌有，但似可作为碣石当年在海边或”立于巨海中“的一个左证。此峰的下方有一些记游石刻，其中一方为金明昌元年（公元1190）八月，燕山将军刘仲洙题。
仙台顶前峰的正南有一峰曰宝峰山，又名宝峰台，紧贴在仙台顶万刃峭壁之下的山坡上。宝峰台三面环山，北为碧云峰，东为香炉峰，穿过此峰可达著名的龙潭洞，洞旁曾有海月寺、浩然台等名胜古刹。东面有一山似冠，名纱帽山，与香山东西并峙。宝峰台上有一寺叫水岩寺，又叫宝峰寺，此为由中路等仙台顶的起点。寺建于唐开元年间，因千年兵火，几废几兴。正殿阶前曾立有两个石幢，刻有唐代开元年间灌顶国师不空奉诏书写的经文，为辽代保宁元年（公元969）所建。二十世纪初，李大钊曾游水岩寺，并写过一篇《游水岩歌并序》，亦详细记载了水岩寺内的胜景及兴废，可惜歌记中仅存的胜景今亦不存。现存的水岩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复建的，殿宇简陋，塑像也较粗糙，左面建筑为变电所，机电轰鸣，工人往还，更煞风景，也许这就是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也正是这阵阵的轰鸣声，会将游人从仙人台上飘然而下的神仙般感觉中拽出，再回到喧闹而杂乱的昌黎现实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