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崇《春江晚景图》与苏轼的题画诗比较

文化夏令营 | 2015-01-04 16:15:00
摘要: 惠崇《春江晚景图》与苏轼的题画诗比较
陈友冰

                                  惠崇《春江晚景图》与苏轼的题画诗比较
                                                      陈友冰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暧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图》

  这首诗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为惠崇和尚的《春江晚景图》而作的题画诗。惠崇是北宋一位著名的僧人,建阳(今福建建阳)人,一说淮南人。生卒年不详,约活跃于北宋初。惠崇工诗,宗贾岛、姚合,精五律,多写自然小景与生活琐事,其诗收入《九僧诗集》。也是一位出名的画家。据《图画见闻志》记载,他是福建建阳人,擅长鹅、雁、鹭鸶等花鸟小景,所作“寒汀烟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道”。 王安石也有诗赞赏惠崇的风景画是神来之笔:“断取沧州趣,移来六月天。道人三昧力,变化只和铅。”《惠崇画》)。有《溪山春晓图》等传世。

  惠崇所作的《春江晚景图》共两幅,一为鸭戏,一为雁飞,苏轼均有题诗。值得玩味的是,惠崇的两幅《春江晓景图》俱已失传,而苏轼的题画诗却独自流传下来,尤其是这首鸭戏图的诗,九百年来流播人口、吟诵不衰。要解释这种喧宾夺主的奇特现象,只能从这首诗的本身去找原因。

  苏轼的这首七绝,把惠崇的“小景”画转化为“写景”诗。它通过对早春江上典型景物的描绘想像,表现了春天给大自然带来的勃勃生机和给诗人带来的盎然情趣。诗的首句“竹外桃花三两枝”即扣住了早春这一特色。桃花,本来就是春天的象征,现在桃花只开了三两枝,更显其春早。从布局上看,诗比画也更为别致,诗人是要咏歌画面上的春江,却先咏岸上之景——点缀于竹林之外的三三两两桃花。这一闲笔,不仅使诗意更为波俏,画面分出了层次,而且点点桃花缀于青青竹林之外,也更显得疏淡雅致,富有情韵。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画面的主体,也是个特写镜头。鸭生性爱水,一年四季多与水相伴,特别是寒冬过后,坚冰初融,鸭群乍入春水更显得欢畅。用鸭戏于水来表现春江,这很典型,也显露出画家的独具慧眼。但画面毕竟是静态的,它只能用线条和色彩作用于人的视觉,通过想像和联想来表达画家的创作意图。它画春水,无法直接表现出水的温度;它绘鸭群,也无法表现它们的知觉。因此,直接道破“水暧”,直接点出“鸭先知”,正是苏轼题画诗的功劳,也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因为正是“水暧鸭先知”这短短五字,使一幅静态无生命的画变成了一首动态有生命的诗。我们仿佛听到它们那“呱呱”的欢叫声在宣告诉春的到来。面对这苏醒的万物,充满生机的大自然,诗人的心中也充满了春的气息,激荡起盎然的情趣,这层含意,是静态的无声的画所无法直接表现的。另外,我认为“春江水暧鸭先知”还有更深的一层含蓄,它会给我们启迪,使我们联想起某类生活哲理,即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会有一个征兆,这个征兆又往往会通过某一特定事物予以宣泄和表露,如“一叶落知天下秋”,暴风雨前的低气压;再如,地震前的鸟奔兽突。自然的、社会的、生理的、政治的,人类社会的各方面都存在着“春江水暧鸭先知”,这种哲理含蕴更是惠崇的画面所无法喻示的。

  诗的第三句再从画的主体到陪衬,由点到面,这就是“蒌蒿满地芦芽短”。蒌蒿又叫白蒿,是一种春天长出来的野草;芦芽,即芦草的芽,生于池沼和江滩上。诗人在咏歌了画面的主体鸭戏之后,又来写陪衬的蒌蒿和芦芽,这不仅使画面显得广阔和深邃,也不仅是为了再次点出早春的季节特征和江边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为了引出第四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是一种江鱼,头圆口小,背褐腹白,有剧毒,但处理得好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据说江边人家请人吃河豚,无论多么尊贵的客人也要付一文钱,表示是自愿买来吃的,吃死责任自负。所以吃河豚,不但有美味佳肴带来的口腹之乐,还有种冒险感带来的强刺激,这是其他美味所没有的。河豚在早春时节由海入江,沿江上溯,俗称“抱上水”。苏轼诗中所说的“欲上时”,一方面是指早春河豚“抱上水”这一季节特征,也还含有此时正是河豚肥美上市之时。因河豚以江边的蒌蒿、芦芽为食,既然已“蒌蒿满地芦芽短”,那也必然是河豚肥美正上市之时了。梅圣俞有首《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也是道出了芦芽嫩和河豚肥之间的联系。从诗的布局来看,最后一句突破了画面上的时空界限,写出了不属于画面但又与画面存在必然联系的情形——河豚欲上时,发挥了文学特有的想像功能。诗人凭藉自己的想像力,使惠崇的画面继续向前延伸,表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吸引人的生活情趣。前人总结题画诗的主要经验是“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苏轼的这首题画诗正是和原画保持了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是对这幅鸭戏图的鉴赏和评品,又是它的扩大和延伸,因此不论这幅画存与不存,这首诗都足以流传不朽。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题画诗高于惠崇《春江晓景》画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向个方面:

  首先,惠崇的画所表现的是春江晚景的一个典型侧面,用莱辛的话来说,就是用线条和色彩来摹仿物体的动作发生的一个瞬时(《拉奥孔——论诗与绘画的界限》)。苏轼的题画诗却是用更细、更清晰,也更夸张的诗笔来集中体现这个侧面中的一个典型镜头,而且他把绘画与鉴赏结合起来,对画面的精妙之处细加点破,让读者直接感受到内中之美。

  其次,苏轼的诗把画中一个凝固的瞬时变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连续过程。他用自己的感受把这幅静态无生命的画变成动态的有生命的诗,加浓了春的气息,并注入了诗人激荡的情怀。

  最后,苏轼的诗发挥了抒发、想像等文学独有的功能,一方面把绘画中的无法道破之意直接抒发出来,另一方面又对画面加以扩展和延伸,加大了原画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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