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各有心仪——古典诗文比较之十
——王安石与苏轼祭欧阳修文比较
欧阳修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高风亮节，为后人所仰，也是北宋文坛的宗师。他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这场运动确立了标杆。他还喜欢奖掖后进、识拔人才，曾巩、三苏、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家皆出其门下。
正因为如此，他逝世后，祭文如动地银山，滚滚而来，其中比较特出的是王安石和苏轼的两篇祭文。这两篇祭文虽皆倾诉对欧阳公的仰慕和怀念之情，但讴歌的角度、表达的方式乃至语言风格皆有很大的差异。欧阳修虽是王安石的恩师，但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坚决反对者，所以王安石在祭文中一方面客观公允地评价了欧一生的丰功伟业，其高山仰止的道德文章，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公正和坦荡；但其中也搀杂了自己政治生涯之中的种种感慨：既有对改革进程一波三折的伤叹，也有对改革难致所期的感悟；既有自己的种种努力却不被世人理解的灰心，更有再也无法获得恩师首肯的沮丧；既有对欧阳修达到“三不朽”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仰慕和艳羡，也有反照自身由此而产生的悲凉。苏轼的祭文却与此不同，苏家与欧家是通家世好，龆龀学文，即耳濡目染；长大以后言传身教，道同文亦同，一生为师为友。苏轼踏上仕途与文名的播显皆是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的结果。
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从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作出评价，苏轼的祭文多叙两人间的私谊；王的祭文立论客观公允，力避因政见不合而造成评价不公；苏轼之文则尽叙欧阳修对他的扶植和眷顾，不避私嫌；王安石之文中有悲，但多为自嗟自辩，动辄人事天理、盛衰兴废，似乎在无可奈何之际恰逢故人弃世，伤感突发；苏轼之文中亦有悲，则多为丧亲之痛、亲眷之悲，是一垂垂老人在回忆当年，对扶持自己走上人生道路的一位长者逝去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