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宗教社会习俗孵茶馆

上海夏令营 | 2015-07-09 13:55:42
摘要:“孵茶馆”,即上茶馆喝茶,是松江人最传统的消遣方式。唐、宋时,茶馆称为茶肆、茶坊,明代起始称茶馆清代,松江的茶馆已遍及城乡在各种茶馆中,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

 “孵茶馆”,即上茶馆喝茶,是松江人最传统的消遣方式。唐、宋时,茶馆称为茶肆、茶坊,明代起始称茶馆清代,松江的茶馆已遍及城乡在各种茶馆中,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民国时期,“全县城乡茶馆不下数百家”,无论城乡,大多的喜好上茶馆品茶的聊天的。

民国时期,松江的喝茶的消遣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士绅文人借房屋宽敞之家,以诗社、团体为名创办的茶室,供审社团内部成员聚饮,如松江城中的“鼓斋”、“小徘徊”等。这类茶室,生人非经介绍一般不得入内。社团成员多是地方头面人物、富绅财主,故茶室环境宜人,陈设雅致,茶具精细,且都雇有工役,招待服务,一应俱全。
另一类是向公众营业的茶馆。室内列方桌、条凳。喝茶者每人一把茶壶、一只酒盅,自斟自饮。茶房手提紫铜长嘴大水壶,东奔西忙,吆喝招呼,冲水沏茶,极为热络。上海夏令营>>>>>>
老年人喜欢早起,久之,养成喝早茶习惯。有的每天四五点钟就到茶馆沏茶解闷,故茶馆开门营业极早,一般三四点钟就要升火烧水。上午是茶馆的营业高峰时段,午饭后茶客渐稀,下午三四点钟关门打烊。
茶客大多上固定的茶馆喝茶,有的茶客甚至据有固定的坐位,老板每天为其保留,其他茶客也不会侵占。茶客有时要喝上半天的茶,老板决不会有催赶的言语举止。茶客将茶盅倒置在桌上,则表示不再喝了,茶房才可收掉茶壶、茶盅。平时上茶馆喝茶开消很省,约合两个烧饼钱,故一般农民、工人都有这个消费能力。
每年春节期间,茶馆有“喝元宝茶”的习俗。新岁中,从大年初一起,至正月三十这段时期内,茶房见老茶客第一次光顾,以橄榄两只加泡茶中(称元宝茶),再以香烟一盒、桔子两只、西瓜子数十粒待客。每位老茶客都得喝上一次元宝茶。老茶客必以钱币犒赏,金额视当时市况而定,多少亦茶客的身份而殊,抗日战争前,一般身份的茶客多给银洋二三角,约是茶房所费瓜子、香烟开消的二三倍。元宝茶所需的食品均由茶房自办,犒赏也由茶房自得,老板只收取茶资,不分犒赏当年的服务业除茶馆外,理发店、浴室等也有此俗,是服务业职工在新岁中的一项收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行业职工、各阶层人士在松江都有他们固定的茶馆作为聚会之所解放前,比较明显的有以建筑工人为主要茶客的茶馆,有以搬运工人为主的茶馆,有生意人聚集的茶馆,有职员、文人聚集的茶馆,彼此不轻易去其他茶馆喝茶。在茶馆里,品茶聊天,谈山海经,议论时局,交流新闻等是基本内容。有些商人常借茶馆洽谈生意,称商业茶座;码头工人、建筑工人借茶馆拆账分成;冤家争斗,帮会矛盾,团体龃龉,请中间人在茶馆调解讲和,平息事态,称“吃讲茶”、“讲开”。过去的茶馆确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解放后,城乡茶馆逐步减少,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松江还有数家茶馆,每个集镇基本上保持有一家茶馆。茶馆的旧俗基本革除,茶客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较少涉足。到80年代,因开茶馆经济效益欠佳,大多转业,松江城中仅有两家公园内开设的茶馆。90年代中期起,松江城内开出许多茶室、茶庄,装潢考究,陈设豪华,虽然也以品茶为主,但收费高昂,一次茶资要合一人三四天的伙食费,与传统的茶馆不能同日而语,一般工薪阶层不能问津。
听书
说书在松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明代,松江出了位闻名大江南北的说书大师莫后光。据《松江县志》记载:他“出身儒家,善说书,以此谋生。寓居古寺,盛夏,说《西游记》、《水浒传》,听众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暑”。明末说书家柳敬亭就是他的学生。
解放前,松江城内有专业书场数家,上演评弹(俗称“小书”)、评话(俗称“大书”)。说书都在下午和晚上,没有早场,下午与晚上说不同的书目。以说长篇为主,每篇说半月左右。遇有名演员,常常爆满,有些老听众,见购票困难,往往将一档书的每场票一次买齐。书场的格局与剧场相仿,仅舞台比剧场小且低。内设条椅,每排座椅背后有圆形铁环,可供后面一排听众放置茶杯。演员说到一半,要休息片刻,称“腰断”;听众可松散一下,称“小乐惠”。“腰断”时,服务员前来收取茶资,提供热毛巾,推销瓜子、点心等休闲食品。
农村集镇无专门的书场,茶馆与书场互为连档,在茶馆中设说书台,长凳、茶几环台而列。茶客一面品茗,一面听书,是农村有闲人士主要的消遣方式。
除专业书场和茶馆说书外,松江还有“说因果”说书形式,过去称为“钹子书”,解放后称“农民书”。说书人左手持单片钹子,右手持一筷,敲钹伴奏,土语乡音,间杂说表。清代末年起,松江岳庙内常有“说因果”者献艺。在大树下设台,排好条凳若干,听从或坐或站,围成圆圈。听众以进城办事的农民为主。说唱者主要唱些《岳家将》《关云长》等民众比较熟悉的书目,每档书大约需唱十来天。说书者唱到“关子”时刹住,托着钹子到观众中去讨钱,凭听众自给。一场书约讨二三次。松江农民书有“东乡调”、“西乡调”之分,东乡重说,曲调刚劲朴实;西乡重唱,曲调偏于委婉。解放前,西乡沪书艺人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群集金山或松江,通宵达旦,会书献艺,交流艺术,并认师归宗。当时有“不到金山不算相(意指不算入门弟子),不到岳庙不称将(意指技艺不过硬)”的说法。
过去,农村中有集体活动或喜庆事,必要有文艺活动助兴,因说书的费用比演戏便宜,往往请说书人来说书。如敬神出会,一般要说三五天的书,家庭喜事一般说半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松江的专业书场都停业,以后没有再恢复。茶馆大量减少,也不再允许说书。说书在松江基本消失。80年代起,有曲艺艺人在四乡说书演出,但盛况不再。年轻人因从小就没有接受过说书艺术的薰陶,对说书艺术没有兴趣。近年来,松江有关部门为满足部分中老年人欣赏评弹艺术的需求,专门开辟书场,但票房不高,虽然给予资助,仍难支撑局面。
看戏
松江戏剧有较早的历史,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代松江已有演戏场所,称“勾栏”。明代,有太平腔、海盐腔、土戏、苏州戏等戏种。松江镇颐园内至今仍存有明代的一座私家戏楼。当时没有经营性的对公众开放的戏院,戏班平时供有钱人消遣娱乐,农历三月,应各乡邀请,在迎神赛会(即出会)时演酬神戏,也称社戏。清代后期,松江农村地区流行花鼓戏,据重修《张泽镇志》载:“春秋农村聚资唱滩簧,今之沪戏,俗称花鼓戏。”松江东北部地区,如九亭、新桥、泗泾等地有民间艺人演皮影戏,平时走村串户演出,农闲时,为农民的喜庆活动表演助兴。
乡间二三月,有迎神赛会,或逢好年景,有时由乡绅倡议,乡民集资请戏班(俗称草台班)演戏,称唱春台戏。戏种多申曲、越剧。演戏前,划出数亩土地,搭起戏台,台前都是乡绅专座,设桌椅,供水果、茶水。其他观众自带条凳,环戏台而坐。戏场四周各类小吃摊林立,供观众充饥零食。逢村中演“春台戏”,村民往往邀亲戚前来看戏,也有不邀自来的。旧时,农民生活艰苦,多缺被褥,故赴邀或自来看戏的亲戚都要自带被子。主人在房中铺稻草,摊地铺,亲戚来得多的甚至要接待数十人。
1916年,松江才开设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戏院,地点在松江镇东施庙。此后,新舞台、云间第一社、长春社、三秀社等戏院相继开设。当时的戏院都是利用庙宇与私家大厅,设备简陋,时演时停。这些戏院可容纳数十人或近百人不等,看戏时有人服务,如供应茶水,绞送热手巾,代购吃食等。1931年,松江建成第一家正规戏院,位于松汇路,名松江大戏院,有800座。1937年,大戏院毁于日本侵略军的轰炸。其后,松江戏院时有建撤,大致总有二三家同时并存,规格档次均不及被炸毁的大戏院。
过去,松江人以看戏为高档的享受,有钱有闲人物才能经常看戏,一般市民较少光顾。解放后,市民看戏机会增多,是松江戏剧演出繁荣时期。文化大革命”中,戏院停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戏院经常爆满。80年代后期起,因家庭电视普及,加上年轻人大多没有欣赏戏剧的习惯爱好,戏剧演出不景气。上海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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