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年的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为中华儿女留下了璀璨和丰富的文物宝藏。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记忆和传承。保护好这些无法复制的宝贵财富，是历史的使命，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文物保护纳入法制轨道。2002年，文物保护法大修，为进一步保护好文物创造了条件。
为了了解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情况，今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赴北京、河北、浙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进行检查。这是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年来开展的首次执法检查。
检查中，文物安全、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关系的处理、文物流通领域的管理、执法能力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等问题成为执法检查组关注的重点。本报记者跟随执法检查组参加了部分地方的执法检查，就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防盗防火，文物安全的底线
5月14日，备受关注的石柏魁故宫盗窃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法院最终作出维持一审以盗窃罪判处石柏魁有期徒刑十三年的裁定。
这件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故宫大盗”案，让社会公众再次关注文物安全问题。然而，拥有世界上先进安防系统的故宫都有漏网之鱼，其他文保单位的安防是否到位，人们不禁表示疑虑。
“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文物藏品具有极高的综合价值，故宫又是接待观众任务最为繁重的博物馆，安防工作存在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护任务极其繁重。安防永远是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必须警钟长鸣，对待文物要有‘如履薄冰’之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与执法检查组座谈时感慨地说。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目前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有76万余处。国有博物馆共2384处，馆藏文物2864.2万件（套）。
然而，与数量可观的文物相对应的却是触目惊心的文物被盗现状。
在河北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蔚县南安寺塔看到了被追回的辽代舍利金塔、舍利银塔、彩绘木雕四大天王像、北宋后期景德镇花口盘瓷器等109件国家级重点文物。而这样的公安部督办文物盗抢大案，自2010年以来，河北省公安厅就破获了4起。此外，河北省公安厅还破获各类文物犯罪案件28起，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7名，打掉犯罪团伙20余个，追缴各类文物470余件。
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文物被盗情况比比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大量古墓被盗，有专家认为数字可能约有20万座，而且盗墓手段日趋暴力，定向挤压式爆破等方法被广为使用。“这不仅严重威胁着文物安全，还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我国将无古可考。”甚至有专家痛心疾首地表示。
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文物的防火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告诉记者，夸张一点说，防火对于文物安全甚于防盗。“因为，文物被盗还可能被追回来，但是，一把火烧了，却是永远无法恢复的。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的文物在防火方面情况不容乐观。”
执法检查组在湖北检查时了解到，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近年来都发生过失火事件。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门之一的遇真宫，在2003年因电线短路问题发生了火灾，一些重要古代建筑被严重损毁。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基础和生命线，事关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全局。”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巡视员谭平表示，“各级政府和广大文博单位应当牢固树立文物安全责任意识，增强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感，坚持把确保文物安全放在文物工作首要位置，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谭平介绍，一些地方为防范盗墓行为使用了“震动监控”设备，收到了良好效果。“国家要推广应用此类监测预警技术，下决心搞好技防设施建设。同时要发动群众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县、乡、村三级保护网络。”
保护与发展，如何平衡
近年来，按照“保护古城，建设新区，整治环境”的方针，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发展态势良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苏州等城市搬迁了老城区的工厂，开辟了城市新区；杭州开展了西湖景区周边环境的整治，美化了景区环境；西安维修了城墙，整治了古城内的环境。
不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唐凯也指出，有的地方政府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对立起来，在工作中重建设、轻保护，重经济发展、轻保护投入，甚至把历史文化遗产视为城市发展的包袱，不能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一些地方在修缮历史遗存时，采取不正当的修缮方式，破坏了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甚至为了旅游等目的，拆除真实的历史遗存，花巨资建造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既对历史文化资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形成了‘开发性破坏’，又造成了国家资金的浪费。”唐凯说。
“防止建设工程破坏文物刻不容缓。”专家指出，近年来，在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破坏文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随意建设的事件屡屡发生。“现亟须建立一种机制，有效保障文物保护法中有关建设工程项目审批规定的贯彻落实，防止文物在建设工程中受到破坏。”
文物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确保文物安全。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法人没有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基本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大拆大建、过度开发、破坏损毁文物现象较为严重。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压力。
执法检查组在辽宁省检查时了解到，当地近年来出现的“朝阳哨口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被毁”、“辽宁天龙房屋开发公司拒绝文物勘探强行施工损坏文物”、“奉天纺纱厂办公楼被强拆事件”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平衡问题。
而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省区市普遍存在。据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各类建设活动而遭损毁。在2011年，仅正式上报的破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案件就达29件，毁而不报的可能更多。
谭平指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当前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中“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协调并依法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切实担负起确保文物安全的法定职责。
“对一些涉及文物的重大建设和旅游开发项目，政府要出面组织协调，让文物部门参与论证、发表意见，使文物保护成为项目论证和审核的重要因素。”谭平建议。他举例说，如大连市旅顺区政府将全区文化遗产名录提交到规划部门，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项目都必须经过专家论证，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方可进行。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有效协调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值得借鉴。”谭平说。
文物流通领域，乱象待解
今年年初，曾以2.2亿元天价拍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被曝是高仿赝品；2011年，国内5名文博界知名专家隔着玻璃鉴定的“金缕玉衣”，也成为骗子骗贷的筹码。
“‘汉代玉凳’、‘金缕玉衣’等社会影响极坏的事件，暴露出一些文物鉴定人员丧失职业道德，进行虚假鉴定等文物流通领域的乱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忠说。
近年来，随着民间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文物价格一路攀升，加之市场不成熟，管理不规范，造成“文物市场”种种乱象，如文物拍卖中时有“假拍、拍假”现象；在文物鉴定、评估方面尚未建立规范的资质认定与准入制度，少数人见利忘义、虚假鉴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文物造假、售假严重，并且形成了生产、做旧、销售的产业链。
李正忠指出，由于与文物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特别是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够明确，致使古玩旧货市场中的文物经营活动处于失管状态，违法经营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屡有发生，有的古玩旧货市场甚至成为非法文物销赃渠道，助长了文物违法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一些电视节目过度渲染文物的经济价值，忽视文物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对文物流通领域的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电视节目中出现对文物进行估价和现场交易的内容。”李正忠说。
“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文物流通秩序，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迫切要求政府加强监管。针对这些问题，国家文物局依据法律赋予的职责，正着手制定有关严格监管文物拍卖企业、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文件，修订《文博行业职业道德准则》。”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表示，关于文物制假售假问题，相关部门将严格审批文物复制企业与单位，并对制作和销售环节加强监管。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具体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整治文物流通秩序；健全拍卖行业规章制度，加强对鉴定人员资质认证的管理，推进拍卖行业和文物鉴定领域的职业道德建设；严禁国家文博单位工作人员参与商业性鉴定，严禁文博单位退休人员到文物拍卖企业任职。
实际上，造成乱象的原因，既有监管不力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缺陷。根据文物保护法、拍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文物市场实施监管。不过尴尬的是，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却并不懂文物。
由于执法力量不足以及文物鉴定的专业性，工商等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监管。辽宁省大连市海关部门就表示，海关工作人员对一些物品是否是禁止出境的文物很难进行判断，经常要请文物专业人士进行鉴定，影响了执法效率。
作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北京市现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105家。在拍卖市场之外，北京地区有20余家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以北京古玩城、潘家园古玩市场、天雅古玩城为主体的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年交易总额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北京市工商局的一位负责人坦言，目前制约文物市场监管效能的因素主要有文物经营主体界定过窄、文物鉴定制度亟待建立等。
“要积极推进文物、工商、海关等部门间的协作，特别是在文物鉴定和违法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形成合力管理好文物流通秩序的局面。”这位负责人建议。
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尽管文物保护法在2002年曾进行过一次大修，不过，10年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在有些方面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物工作的需要。比如，对文物违法的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文物保护法第66条关于罚款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规定，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活动未能形成有效威慑。”谭平介绍说。
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确定了铁西装备制造业工业遗址群等209处工业遗产点，在全国率先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为国家保护这一新类型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经验。
不过，法律上没有对工业遗产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也让这项保护面临困境。
“现实情况要求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文物保护法，以明确文物保护的范围，对工业遗产、大遗址、文化线路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此外，还应明确文物执法机构，确定有关部门的执法职责，建立与文物保护任务相适应的执法队伍。”谭平说。
针对建设工程破坏文物的问题，谭平认为文物保护法也应当予以明确。“修法应当规定建设工程中产生的文物保护费用由国家承担。实践中，有些建设工程单位为避免影响工程进度和承担文物保护费用，发现文物既不上报也不保护，而是照常施工，对文物造成了严重破坏。”谭平说，为保障文物安全，强化国家保护文物的责任，建议由国家投入经费，保护建设工程中发现的文物。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谭平补充说，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对于违法违规建设等行为要依法进行查处，特别是对法人违法行为要敢于执法，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法律权威。
此前，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于4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谢辰生、李晓东、马未都以及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文物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违法难究。他们对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研究修订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文物交易和监管的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文物流通领域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文物流通管理模式。
——严厉打击文物流通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积极支持、规范和引导民间收藏和民办博物馆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促进其健康发展，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积极规范文物鉴定类电视节目，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宣传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防止出现经济利益至上等不良宣传倾向。
此外，专家特别指出应当加强文物法学研究。因为，目前法学界对文物工作关注较少，文物法学研究不够。
“现行文物保护法的定位是行政法，保护文物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公众的责任。要在法理上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对文物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明晰政府、社会公众与文物工作的关系等问题。积极推进高等院校和国家机关开展文物法学研究，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表示。
（本报记者 殷 泓 王逸吟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链接
我国有多少文物？
我国目前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共有766722处，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万余处。我国核定公布了11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50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我国已拥有世界遗产41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我国现有博物馆3415座，其中民办博物馆456座，仅文物系统的国有博物馆即收藏文物2864.2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6.72万件（套），此外还有大量珍贵文物收藏于民间。
保护文物的感人故事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生产劳动取土时意外发现珍贵文物，主动报告文物部门。出土的27件西周青铜器，件件都是国宝。在他们的带动下，随后的4年中，在同一地区又连续出现了11批农民群体发现文物后，上交国家的事迹，铸就了震撼人心的“宝鸡农民护宝精神”。
2004年7月20日，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当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冲毁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时，当地124名侗族村民自发地跃入洪水中，拼死打捞风雨桥的构件，抢救回了73%的文物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建，创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