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学夏令营老师的了解，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楚辞学者曹大中却接连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观点是：第一，“在先秦时代，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第二，先秦文献中，“虽然很多着作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一家论述过爱国”；第三，“在先秦时代，普通百姓对某一国所采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态度，并不是他爱国与否的标志”；等等。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其实曹教授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中国”，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当时战争的各方，也并不认为那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而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是在争夺这个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从楚国到宋国去，到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去，无须关文，更无须签证，完全可以自由来往。楚国人到晋国去做官，也不会被他人或舆论认为是不爱自己的祖国。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身为楚国人，为报家仇逃奔吴国，并领兵杀回自己的祖国，毁掉楚国的宗庙，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卖国”或“不爱国”。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胚胎，那便是特别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我们知道，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努力，到春秋战国才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楚国地处边远，又相对封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的“楚文化”。
由于楚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深恋故土已成为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这种感情：“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桔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诗人自己，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犹豫彷徨之后，下定决心离开楚国，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当他从天上看到故乡，所有的决心便顷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大意是说：透过太阳的光明，我看到我的故乡，仆人悲伤马也留恋，弯着身子回头凝望，不愿走向他乡。正是这种特别突出的“恋乡”情结，逐渐成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虽也有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睠顾楚国”的感情，但对于他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过多关注。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屈原的评价，大抵遵循汉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是洪兴祖。洪兴祖所处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一为“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为忠君，后为爱国，故“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尽管洪兴祖还没有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南宋时期，鉴于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势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政治伦理需要，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歌颂其“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在对待北方失地的问题上，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战派。他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以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立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同时，也是想把它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爱国意识，但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从“恋乡”到“爱国”，从“宗族之国”到“民族之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例如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哀郢》中，说屈原“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极也”。王夫之在清兵入关后，曾在衡山组织义军奋起反抗，晚年隐居衡阳石鼓山，多次拒绝清王朝的馈赠与招聘。他的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无疑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强调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与强秦妥协的精神，实际上是在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个历史剧在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方面，也确实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张旗鼓地宣传屈原的爱国精神，不过作为宣传者和教育者，首先应该知道屈原的爱国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