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教育部门减负新规频频出台
江苏省发布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
浙江省“减负令”除延迟到校时间外，部分地区还试行“中学生做功课至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不做”。
至于具体的规则我们不去考究，我们今天主要来看，这个减负究竟是不是好事？
学校角度：
近年来，很多媒体、新闻都有报道，谁谁谁家的孩子做作业做到10点，还没做完。
究竟是作业量太多，还是作业的难度太大？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正处于发育的孩子，经常熬夜做作业，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而且还可能因为害怕受到处罚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作为教育方，为孩子减负是很有必要的，让孩子在童年学会劳逸结合，身体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发育才是最重要的。
学生角度：
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生，我也试过做作业做到12点。
但是有好有不好，由于减负，所以相对应的作业基本大量减少，空闲时间增多。
好处在于空闲的时间可以接触更多课外的知识，见识更多的人文风景。
坏处在于家长可以会认为作业少了，怕学习跟不上，输在起跑线，于是大量报课外辅导班，表面上是减负，但是实际上，负担更加大了。
家长角度：
学校减负，其实相当于把负担往家长身上丢，让家长背锅。
现在家长不仅要会批改作业，辅导功课，还要上班赚钱，根本没有私人空间。
校内不让做的事情，校外做，基本已经形成没有硝烟的战争。
然而，在小编眼里看到的不是减负带来的压力，而是家长和学校的互相推锅。
仔细想想，为什么学校要减负。因为有人投诉。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四年级的某班，就因一名老教师让孩子写作业被家长告到教委，事后即便全班其他所有家长挽留，该名“负责任”的老教师仍被迫离开原有的教育岗位……
好了，你投诉完，学校给你减负，又有人不乐意了。
本来上班就很忙，下班了，还要做作业！没错，我说的是家长做作业。现在的作业都是留给家长做的。
然而，家长的教育能力可能只在育人，而不是教书，因此，家长不懂的知识或者没时间教怎么办？
辅导班可能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了，不仅包车接送，还能补习，把学校学到的学不到的统统补回来，而且作业也不用家长做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成本很高。
想要得到好的结果要么花时间，要么花钱，还有可能两样都要花，无论做什么都这样。
四五年前，湖北武汉的徐女士因为给5岁半的儿子报了17个辅导班、花费12万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着急妈妈”。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给孩子报辅导班难道就一定有用吗？还是只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而已。
就好像你买了一本书，看了好几页，然后没去看过了，就感觉买了就会了。
更形象的就是你办了一张健身卡，不去健身，难道身材就会好吗？而且，没有教练带，你一个人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就像你给孩子报N多辅导班、兴趣班，你觉得他有天分要培养，但可能孩子心里还抗拒，但又不敢说，如此一来，你会发现，钱花出去了，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
孩子小时候家长要教的其实更多的是为人处世，应该是素质教育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一个人的素质教养，是不会在学校学到的，更多的是家长的引导和以身作则。
你现在如此“疯狂”的逼着孩子学习而忽略了孩子身心健康发展，那你跟之前让孩子做作业做到12点的教育有什么区别呢？？
减负错了吗 应该怎样减才合理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政府出力不讨好，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此次反弹，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学校教育质量在减负的背景下下降的担忧。
减负错了吗？区别化减负、精准化减负，是化解对减负误解、化解家长反对的有效途径。
很多人反对政府减负，认为减负本就是错误的伪命题，是干预家长与学生的基本权利。
但是，减负首先强调的是减去多余的负担，不是不让多学。减负是希望全面成长，减去那些重复训练等不应该有的负担。政府，必须承担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与家长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各级政府是永远需要有作为的。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发展。
减负的精神我们需要坚持，但在诸多的反对声中，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减负。
首先，我们需要区别化减负，支持合理的诉求，比如有更远大追求的，无论出发点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最大程度去满足，而不是处处算计，一刀切必须减下来，必须轻松快乐，因为这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教师水平，提高学校教育治理水平作为最基本的减负措施。
减负的关键，是减去那些不合理的。比如对辅导班的此次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再比如在升学考试上取消特长生招生，禁止举办一些学科竞赛等一系列新政，实际就是剑指各类培训班，颇有精准化打击的意味。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减负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下决心解决一个根子问题——家长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一个是过高的期望问题。
这有一个恰当定位的问题。过去还有考大学的顾虑，在大学马上普及化的时代，家长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学，上北大清华。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每年在参加高考的940万名考生中，清华北大只招7000余人。但很多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
当然，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
此次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好，不该减的减了，或者做法不对，不减反增了，招致反对，及时调整我们采取的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减负做法，推进更多理性的区别化、精准化减负，相信会得到老百姓的赞同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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