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人”，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自1949年出任外交部长直至1975年病重，长期战斗在新中国外交第一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周恩来外交风格的关键要素，对此，加拿大学者柯让评论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战略在周的外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周恩来自己也坦陈：“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良莠不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周恩来逐渐确立了有自己“气派”的外交风格，在其中道家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其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道家思想在国人谋略中的根基地位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根支柱即儒、道、佛（禅）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被哲学家黑格尔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评价到：“中国如果没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老子》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性智慧，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到：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
《老子》中体现出的道家三件法宝之一的“不敢为天下先”对古今政治家的人生哲学和谋划韬略的借鉴意义尤为突出。从人生哲学观之，老子认为人要想成功、获得持久生命，就要善于保持谦下、柔弱的地位，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下向上、由后至前、由柔弱到刚强的矛盾转化过程；从发展上看，谦下、柔弱最终是要战胜高傲与刚强的。老子谓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以柔制刚，以弱制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个宝贵原则。从谋划韬略角度看，这一“法宝”要求我们采取一种“后发制人”的韬略，“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持，则哀者胜矣。”“后发”的韬略理念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易轻敌，又便于动员群众，争取民心； 二是有利于处于“哀兵”地位，可以激发士兵悲愤杀敌的决心，增加反侵略战争的信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正是从“后发”理念引申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改变自己必须应对的不利局面，促使不利变为有利，转危为安。从根本上讲，“后发”是弱者在强者如林的环境中寻求生存的必然法则。
二、周恩来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领悟
周恩来自幼年开始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对道家哲学的接受和领悟，则开始于他在南开学校的成长期间。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者孰是，试言之》中，周恩来表现出了他对道家学说的认同。文章首先批评了儒家、佛家和基督三种学说，随后，他深刻剖析了主张“道”之老聃哲学，说到：“毁灭之可，存亡之可，又何待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哉！曰：是盖有道存焉。何道也？曰：常道也。寒而衣，饥而食，陋而学，长而行，弱而健，老而壮，遵生化之轨，循天地之径，不戕其生，是生存长道也。”在日本求学期间，特别是在阅读了《新青年》上刊载的文章后，更强化了周恩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道家思想的认同，他表示：“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随着人生历练的不断累积，他对道家哲学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1939年他同《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谈话中，点出了道家之人生观和宇宙观之本质看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不为人先”的行事理念在周恩来的生命轨迹中刻下了深深烙印，“不为人先”要求人们保持谦虚谨慎、积极学习的态度，周恩来很早就将“吾人一日三省自身”作为自己的修身明鉴，不断修正错误，使自己进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仅为自己定下了“活动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座右铭，一辈子鞭策警醒自己；而且还以可贵的自我批评勇气，多次在同志们面前公开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错误为大家所知，并引以为戒。这种人生哲学逐渐融入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不为人先”的哲学理念不仅使他在党内获得了普遍好评，而且也对其革命事业的成功产生潜移默化了影响。
三、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
由于我国后起的大国，无论在国际影响力、制度构建力等硬方面，还是国际社会认同和国际融合度等软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和苏东国家有较大差距。因此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的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钢、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我国驻外使节谈话时，点明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在我国外交中的重要价值，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在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非洲朋友谈话时，特别阐述了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这些言谈既体现了道家哲学对周恩来外交风格的深刻影响，更是他对自己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后发制人”理念引导下的外交实践为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积极利用各种国际舞台表达自己“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原则立场，争取政治主动，只在美国“逼我到墙角”之时，才进行必要的反击。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要“针锋相对”、“相机而动”，与美国谈判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在后来中苏两党的斗争中，中国同样是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有利态势，周恩来多次赴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主动与苏联方面接触，了解信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于1965年、1969年两次接待柯西金，努力在两党斗争大环境下，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在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援助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外交手段，为使援助这一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周恩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技术人员三项原则。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援助外交，旨在通过援助这种“柔”的方法，结交“中间地带”的亚非朋友、扩展国际活动空间，从而“突破”美苏包围，巩固国家独立，这种迂回的战略选择，实质就是在坚持“退避三舍”的原则基础上，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做好必要准备，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不为人先”能够成为周恩来外交风格重要特征，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寓争于不争之中，免于不必要的风险，确立本国良好形象，在不利之中寻得主动，这才是“不为人先”外交风格之本意。
相比周恩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从根本上讲，我国依然是一个后起大国，需要应对很多的复杂情况，特别是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使之能够顺利实现，并免于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还是应该从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中汲取有益养分，在大国关系中，特别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主动出击、处处争先，而是要积极寻求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这才是我们外交战略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