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拓殖东亚揭开了五帝三王时代的历史序幕。“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些外来殖民者的政治组织力远在蒙昧的土著居民之上，故能反客为主君临四夷，施行种族隔离之贵族专政长达两千年之久。彼时之贵族身著裳裙，长袖翩翩，依类象形之文字也和其服饰一样婀娜多姿。他们言辞简约，谈吐委婉，而书体之笔画亦朴拙婉转有如其人。上流社会往往比德于玉，动静行止之间环佩玉声璆然。玉性温润，可比谦和之气度；玉质细腻，可方缜密之思维——君子之于众庶，亦犹美玉之于顽石。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舆？四诗之中《雅》、《颂》庄重肃穆，体现华夏风貌；《国风》纯真自然，象征本土精神。就连细微之发型也折射出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之间鲜明的性格反差：前者束发而冠，端庄矜持不愈规矩；后者披发垂肩，自由散漫无所绳检。华夏民族终随种族之融合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之中，而由华夏经典熏陶的士大夫阶级作为其精神后裔继续掌握着中国之权柄。古典文化雍穆典雅之审美意趣由此奉为艺术圭臬，以正统之姿凌驾于社会下层狂野奔放的精神欲求之上。像清初画坛上法度俨然之四王与乱头粗服之四僧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其畛域追根溯源即与华夷间人种气质之差异不无关系。
史上的华夏族很可能来自四海之内的两河流域，先进的金属冶炼随其播迁逐渐流行于蛮荒之东亚——在三星堆古蜀文化的金杖、神树以及诡异的面具上隐约可以感觉万里之遥的异域风韵。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从轩辕黄帝时起就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革新以受命更始，由此模糊了渊源所自；蜀为西辟之国、戎狄之长，长期独立于中原王权之掌控，反而因之较多承袭了华夏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史载黄帝作为礼乐法度，曾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嗣后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此乃三代青铜礼器之发源滥觞。黄帝姬姓，大禹姒姓，皆奉地母后土为其宗神——由此而言鼎之原始或即祀地神器，有意取象方形社坛也未可知。夏后氏以九鼎象九州，隐然视后土为权力合法性之来源。“后”在唐虞以上本是司地属民之官，禹因治水之功由后称帝而历代夏君皆兼具帝后双重身份。至迟到了商王武丁时代，“后”又从最高君主之称谓逐渐演变为君主配偶之称谓——闻名于世的后母戊鼎和后母辛鼎即为其明证。后母辛鼎出自未经盗挠的殷墟妇好墓，方形成对，略类缩微之后母戊鼎。耐人寻味的是妇好葬于宫殿区内，墓圹之上建有享堂——联系鼎上“后母辛”铭文来看，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将极有可能被居住其间的历代商王奉为镇宅之土地。鼎为中原王权之象征，从新干大洋洲出土之虎耳方鼎即可推断商人的触角已然伸至草昧未开之江南。殷制以方鼎为尊，多按合于地数之偶数组合；周制以圆鼎为常，每依同于天数之奇数组合。随着殷周易代，玄虚幽冥之皇天上帝终成国家政权之主宰，而厚德载物之地母后土则相应地沦为上帝之胁侍——这在礼制上反映为与圆鼎相配之方簋取代了原先方鼎之地位。而后土崇拜虽为支流，依然绵绵不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道德经》八十一章即可视作地母之礼赞——庄子以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