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什么？国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的简称，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固有传统学术文化的称呼。国学也叫国故，以前北大曾经出版过《国故月刊》。胡适提出过“整理国故”的口号。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台湾地区有些学者把它称为“华学”，出版有《华学月刊》，召开过“国际华学议”。
外国人对国学的称呼稍有不同。欧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称之为“汉学”。英国汉学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是研究“敦煌学”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研究汉语音韵的， 马伯乐是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历史的。前苏联汉学家康拉德和龙果夫，是研究汉语和方言的。著名的汉学家还有美国的费正清，瑞典的马悦然等。日本、韩国称之为中国学，还有“中国学会”的组织机构。
中国学应该是正名，汉学、华学都是别称，正如中国话，也称为汉语、华语一样。大体上说，中国人称之为国学，外国人多称之为汉学，实际上是同一所指。
从五四到当代，国内学者对国学一直存在着两种态度。一是“国粹论”者，一是“国渣论”者。前者崇古嗜古，认为古代学术文化都是“国粹”，后者则非古反古，认为是“国渣” ，要人们“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复杂的，它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承和弘扬精华，否定和扬弃糟粕。如果不去接触，不去探讨和研究，又怎么知道哪是精华，哪是糟粕呢？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历史文化遗产最为丰富，而且延续到当代的唯一国家。所谓东方文化，就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对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国人一直不断的在研究，我们自己如果弃之不顾，严加拒绝，那就等于无自知之明。
解放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学一度成了禁区，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倡。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政府发出了“整理古籍”的号召，并成立了古籍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一批古籍，做出了不少成绩。此外，还设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中华孔子研究所”，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创办“孔子研究”杂志，出版《孔子研究论文集》。1989年和1994年，时值孔子诞辰2540周年和2545周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1991年还成立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炎黄春秋》杂志，并计划汇编《中华文化通志》。但总的看来，力度还是不够的。国学的不少门类还无人问津。有些高校的“古籍研究所”，还只是徒有其名，没有做出多大成绩。
长期以来，倡导国学的人认为关于国学不能复兴的分析和推断属于实用主义的，并认为国学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批判就是因为实用主义支配了人们的头脑，而倡导国学就是要让人们摆脱实用主义的困扰。的确，正是由于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被遗弃了。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之所以被现代所代替，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得以存在和绵延的农业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正在主导人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我们有理由相信传统文化中那些代表人类共同美德和追求的东西仍将会得到保存和发扬，而那些属于传统时代的部分会被淘汰和遗弃。 已故历史学家陈垣生前告诫他的学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的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史在他邦，文在海外的现象，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这是国家的耻辱。决不甘心就这样下去。”（参见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要实现陈垣先生的遗愿，首先要从高等学校做起。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国学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国学院的课程应该包括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精华。此外，学生的古汉语和外语要能够过关。古汉语过关，不仅能够阅读，最好能够用文言写作，以保证研究质量。外语过关，才能超越世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