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行象棋的定型时间，在新千年之前象棋史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确定在北宋晚期。那么，也就是说，象棋从“源头”（尚属假定）――六博，演变、定型的过程应该超过了一千年。但是，2002年3月26日新华网发布的一条“三峡重庆库区评出2001年十项重要考古发现”中却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云南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对重庆市万州区三峡地区老棺丘墓群一东汉合葬墓进行挖掘时，在墓道中发现了一枚陶制象棋棋子，上面用阴文刻有“?”字样。专家认为这枚棋子最迟不晚于三国时期，此前有关象棋的实物发现都是唐宋遗物，这次发现对研究象棋的起源与流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对于这枚棋子，笔者还是不能不心存疑惑，因为假如汉魏时期的象棋兵种似乎已同现制相当接近，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从各种文字史料中发现其蛛丝马迹呢？考古发现与文字记载既然不能达到互相印证，而且尚未发现包括棋盘在内的完整棋具实物，那么这枚棋子我们目前还只能谨慎地视为“孤证”，绝不可武断地下结论。
略微晚于三国的南北朝时期，六博被象戏取代。后起的象戏取代曾盛行一时的六博，是因为得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提倡。据《北史》记载，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五月己丑，帝（即周武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据说，周武帝的这部《象经》，既是一部棋书，也是一部兵书。但不管怎么说，也证明这位皇帝对象戏的重视。可惜，《象经》今已失传，但几乎与此书同时写成的王褒《象经序》和庾信《象经赋》却流传下来，从中还可推测出象戏的棋盘、棋子的大致情况。象戏的棋盘呈正方形，由纵横各八道方格组成，分成内外两层。棋子有金、木、水、火、土，合称马；日、月、星，合称龙。马居外层，龙居内层。这种棋盘与国际象棋相仿，而棋子因“身份”贵贱不同分居内外又与象棋相似。由此也可见象戏与象棋之间的渊源关系。
唐代中期，象戏进一步向现制象棋靠拢，牛僧孺所著《玄怪录》一书中，有一篇《岑顺》，说汝南人岑顺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一天晚上，梦见金象国与天那国两军交战，请岑顺观战。金象国的军师向其国王汇报作战计划：“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岑顺梦醒后，其家人在屋内发掘出一座古墓，“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以金铜成形”，这才知道梦中那位军师所言，“乃象戏行马之势也”。
从这则故事可以知道，宝应年间的象戏已有将、车、马、卒等兵种，而且车、马、卒的步法与现在已没什么两样，而将可以满盘行走又类似今天国际象棋中的王。这种象戏被称为“宝应象棋”，至今日本还将它作为象棋的代称。
牛僧孺对象棋的贡献还不止于留下了这么一段重要的棋史资料，相传他还给象棋的兵种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炮，使象棋的变化更为丰富。
在北宋初年的织锦上，保留了一个“八八象棋盘”――即六十四格黑白相间的棋盘（与国际象棋的棋盘完全一样）。这说明在晚唐、五代时期，象棋的地位至少在某些地区已超越了围棋，可以作为“棋”的代表与中华四大艺术的另三位成员琴、书、画并驾齐驱了。
从这只棋盘，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象棋是在格子里活动的。而从其他的史料又可知悉当时的棋子是立体象形的。那么象棋子从何时由“立体”变成“平面”，从“格”上运行转变为“点”上运行（换言之，就是棋盘从六十四格变成今天的形制）呢？目前尚无史料可供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变革应该是在北宋时期完成的。当这一变革完成并得到社会的承认，现制象棋便告定型了。
唐末至北宋是象棋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几种不同形制的象棋并存，除了八八象棋外，还有司马光发明的“七国象戏”，晁补之发明的“广象戏”和民间流行的“大象戏”、“小象戏”。
最终“小象戏”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得到广大棋艺爱好者的认可，这种“小象戏”便是今天妇孺皆知的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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