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艺术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也凝聚着文艺收藏的风云沧桑。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在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也推动文艺收藏的蓬勃发展。
历史上每一个昌明的时期，即是文艺创作的繁荣期，也是文化收藏的鼎盛期。历代统治者在社会安定、四海升平之际，总要大量搜求艺术品，以充实内府收藏。以书画为例，历史上就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中。唐朝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统治时期，对书画的搜求不遗余力，极一时之盛；宋徽宗尽管政治上比较昏庸，但在书画上却是个天才，对书画的收藏更是如醉如痴，并设置了专门的装裱样式“宣和装”，编定《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至于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可谓达到封建时期的高峰，乾隆时期所编的卷轶浩繁的书画著录书《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便是明证。
艺术品的散失与收藏是此消彼长的。往往在一次次的大规模的集中之后，接着是一次次大规模的散失。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艺术品的恶运也随之而来。因此，历代以来的收藏，整体上呈逐代锐减的趋势。但由于帝王能凭一国之力，也能使一些埋世名作重见天日，多少弥补历代的损失。同时，每一时代出现的一些代表作品，得到保存下来，日积月累，使书画文物的收藏，日渐丰富。特别是建国以后，各大博物馆对文物的征集和鉴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私人收藏家的收藏是对政府收藏的有力补充，它们是参与收藏的另一支生力军。这些收藏家一般来自士大夫阶层：有修养、有品位，有胆识，也很有经济实力。他们的收藏，与内府的收藏可以说是呈互相消长的态势：内府收藏的基础，是建立在私家收藏之上的；而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将政府散佚出来的加以收集汇拢，使之不致于长期流落下去，然后，又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机重新流入政府。
私人收藏家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王、谢是当时望族，也是收藏巨富。唐朝张彦远一门，从高祖起就从事收藏，历经五代，所以，他能写出巨著《历代名画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宋元时，私人收藏已蔚然成风。 至于明清时期，无论参与收藏的人数、收藏品的质量、还是关于书画收藏的著录、笔记都足以令人惊叹了。
作为收藏品，它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承载历史、文化、艺术信息的商品，其价值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而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以书画为例，齐白石的同一幅画，在70年代值100元，而到现在，可达到30万元。至于古代的书画，经年累月，其涨幅就更大了。
在现代社会，从事收藏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手段。相对较低的投入、和相对较高的产出，低风险、高效益的文物收藏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在经济日渐繁荣的今天，收藏已不再成为文人雅士的专利，而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历史上靠收藏而成为巨富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明代中叶，因为江南经济的发达，涌现了一大批书画鉴藏家，如文徵明父子、项元汴家族，王世贞兄弟以及董其昌等等。这些收藏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们的收藏一方面推动着当时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收藏品不仅是财富、更是品位、修养、以及地位的象征。尤其是近年来众多企业参与收藏，充分展示现代企业的层次和魅力，使其在激烈的商战中永远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
收藏在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提升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说，藏品之于内府，不过是众多国家财产中一部分而已；而对于私人收藏家来说，每一件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每一件藏品的各个细节：色调、神韵都了然于胸，而且熟知关于它的故事和传奇。它的得与失、来与去、聚与散都与你息息相关。
因此，说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是有道理的。它要求收藏者具备理性的经济头脑的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艺术的修养。收藏者在收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培养成理性和感性结合得相当和谐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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