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幽默反驳法
幽默可以活跃气氛，对于错误言论的批驳也可以用幽默的方法，绵里藏针，力度尽在其中。
有人曾批评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事不能处理得“尽善尽美”。丘吉尔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幽”了对方一“默”，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船夫救起了一个即将溺死的孩子。一星期后，一位太太叫住这位船夫，问他：“上星期救我孩子命的人是不是你?”
船夫回答：“是我!”
太太说：“我找你好几天了，终于找到了……”
“是吗?”船夫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太太问道：“我孩子的帽子呢?”
船夫愕然了。
这个故事十分有趣。太太不思恩图报，而船夫误认为她要报恩，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太太竟然要找船夫要回她溺水孩子的帽子!丘吉尔通过这个幽默故事告诉批评者：做任何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就如同船夫救起孩子而未能捞起孩子的帽子一样;同样道理，要求我丘吉尔做事“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用幽默的故事去反驳，非常有力。批评者在愉悦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丘吉尔的反驳，不再对丘吉尔责备求全了。
2.反面反驳法
在组织反驳的时候，既要从正面入手，也要从反面打开缺口，这样才显得思路周全，论证也更有力度。
有一年的亚洲大专辩论赛决赛，辩题是：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正方同学在反驳反方的观点“发展旅游业弊大于利”时，这样说：“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大于利的话，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参加这次辩论比赛的中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呢?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那么多领导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吗?”
正方同学从正面(发展旅游业有诸多好处)反驳之后，再转入反面驳斥——“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大于利的话，那么……”，正反对照，就显得思维缜密，无懈可击，反驳更加雄辩有力。
3.反问反驳法
反问句常常不需要回答，因为它是用疑问的句式表达确定的内容，答案就包含于问句之中。同一个意思，反问句比其它句式显得更有力度。比如“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比“是这样”有力得多。因此，反驳中，经常使用反问。上述几例中都含有反问句式。这里再举一例。
在“文革”中，有人指责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招惹了日本人，导致他们滥施暴行，借以攻击彭德怀。在一次批判会上，彭德怀义正辞严地反问道：“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是谁招惹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
这一连串的反问，显得气势磅礴，力大无比，驳得对方无话可说。
4.比喻反驳法
通过比喻的方式把抽象的道理浅显化，可以省去许多口舌。适当地将比喻法运用到反驳中，可以把道理讲得更具体、更生动、更通俗，也更加鲜明有力。
有一次，著名作家刘绍棠在国外发表演讲时，有人问道：“共产党这么英明伟大，为什么就不能容纳一点点自由化的东西呢?”
刘绍棠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大声问道：“你们看我的身体怎么样?”
听众见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众口一词：“很健康!”
刘绍棠接着说：“谢谢!尽管我刘绍棠如此壮实，但是，要让我去吃苍蝇，我是决不干的!”
听众热烈地鼓起掌来。
刘绍棠的反驳思路是：英明伟大的共产党不能容纳(西方反华势力所鼓吹的)自由化，就好比健壮的身体决不吸收害人的苍蝇一样。这就比直接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反驳更巧妙，更省事，也更有力度。
5.借力反驳法
尽可能地利用对方(或有关人士)的某些言辞来“回敬”对方，也是巧妙而有力度的，这就好似武术中的借力打力的招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不断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说什么“2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中国十多亿人口将大量缺粮，闹饥荒，流落国外，造成对世界，首先是对周边国家的巨大威胁……”
最近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这样批驳这种谬论：“当年，西方那些不怀好意的预言家，用‘中国威胁’论来‘威胁中国’，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叫嚣。20年后，咱们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出奇迹，咱们生产的粮食不仅养活13亿中国人绰绰有余，而且大量出口支援亚非拉缺粮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现在不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去养活谁’的事实!”
反驳者借对方“中国威胁”的荒唐说法，颠倒词序，变成“威胁中国”，巧妙地道出了这些西方人士的险恶用心。把“谁来养活中国”，改换词序，变成“中国去养活谁”，巧借对方的词语去回击，就势借力，反驳非常有力。
6.事例反驳法
事实胜于雄辩。用铁的事实来驳斥错误观点是最有力度的，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反驳方法。列举与对方观点相反的典型事例，就可以证明其谬误。
一天，马晔和他的好友陈琳一起咏读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读了之后，陈琳叹惜说：“王勃这样的一代才子，可惜20多岁就遇难了，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啊!”
马晔对陈琳的观点不敢苟同。他想了想，反驳道：“比王勃不过晚100多年的白居易，五六岁能做诗，9岁就通声律，却活到了74岁。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10岁入大学，14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也活到了70岁。他们不都是智力早熟的人吗?但他们并不都是早亡的呀!”陈琳被驳得无话可说了。
陈琳采用以偏概全的不完全归纳法，由王勃这一特殊的个例就得出“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这一结论。马晔通过列举两个相反的事例，一中一外，有古有今，而且都是大家熟知的名人，以典型事例有力地反驳了陈琳的观点。
当然，这些方法不是孤立的，我们在辩论中要从实战需要出发，灵活处理，恰当选择，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最佳的反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