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高效课堂”
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的形成，至少需要以下三种情形之一吧：
教育教学设施和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原有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心理认知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且有效的。
充分的实践经验证明原有的模式存在严重错误，需要被突破。
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一声“创新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似乎就一往无前了，“新课程”“课改”旗号下，被“创新”了的“教育手段”花样百出。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过程时，不难发现诱发我们教育教学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
今天的基础教育设施是比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代的高科技产品也被大量的应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但这仅仅是教学技术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局限性从 “现代教育技术”这个术语的定义本身还在不断变化就可以看出来，它离从技术上的“量变”最终引发教育教学模式发生“质变”还早呢。而别一方面的“量变” ——中小学校的规模随着“有效配置优质资源”这么个理由而不断变大，非但不能诱发原有教育教学模式的变化，反到更是强化了原有的模式：教学班级人数不减反增这种现象让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要求变的愈加梦幻了。
教育教学理论上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有新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在教育学上的意义与其说是突破，到不如说是将过去的经验性的东西通过科学手段将其上升到了一个系统理论上去。它厘清了对各咱各样的“教育教学经验”价值判断的理论标准。至于杜威赞可夫什么的，这类人的东西从来就是政治价值远大于教育教学价值。
一种全新模式的形成所需要的三种情形中的两种，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们不曾出现过，那么还有最后一项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证明原有的模式存在严重错误，需要突破”。这一项也经常被人们引伸为各种社会活动合理性的依据。历史的看，“充分的实践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东西，它没有统一的理论标准，甚至也没有可被多数人理解的社会学标准。更多的时候，它是依附于权力而形成 “充分”条件的，还有时候它媚俗，从利益上附和“主流”而完全没有它自己的独立内容。如“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不会学的学生”、“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等等，这些东西的解读本身就因人、因时、因势而不同。
对于本身存疑的东西，最好的方法是让它“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
“新课程”“课改”以来，风头最劲的怕是要数“高效课堂”了吧，我们不妨从对“高效课堂”的一些分析来看看当前从“充分的实践经验”上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新课程”“课改”之类的东西。
“高效课堂”的出发点是什么?它首先是“否定”，利用否定手法来完成对自己的标榜。
例如这段话：高效课堂是相对于传统课堂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而言的，它属于“有效教学”范畴，很好地补充了有效教学所不具有的指向的准确性。高效课堂立足于“课堂”，通过教学改革，实现“低耗高效”，找到这个“支点”，才能撬开并破解教育的诸多困惑，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百度文库：高效课堂的基本概念)
这是一篇《高效课堂的基本概念》文章的开头语，我们如果肯稍许用些心思，就不难发现这种论述方式的没道理，传统课堂不说经过千年的积淀，就是国立学堂这种形式它也是经历过百年的历程，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了低效无效甚至无效的东西呢?我们这个民族千年以降乃至百年之内，竟然奢侈到在教育上花钱自己坑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解释这篇文章的这种开头?
高效课堂的目标是什么?据说一是效率的最大化，二是效益的最优化。好吧，这个目标没错，但传统课堂难到目标就是效率最小化效益最差化吗?
高效课堂的教学手段与传统课堂的教学手段的区别是什么呢?有人把高效课堂的教学手段这样描述：目标的恰当性，预习的明确性，方法的可行性，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主导性，课堂的调控性，评价的激励性，验收的时效性，作业的合理性，教学的艺术性。
再仔细看看，这十条里有几条是新东西?从两千多年前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开始，主流教育理念什么时候曾经有与这十条相悖的东西存在过?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高效课堂在心理认知理论上的依据是什么?这方面有人拉出了“建构主义”这张虎皮，其实这是在利用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知识的缺陷而糊弄天下。前面讲过皮亚杰的贡献不是用什么东西把从巴甫洛夫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打翻在地并踏上了千万只脚，皮亚杰的贡献是令原本凌乱不堪的东西变的有了条理并成为系统，并为这个系统提供了充分可信的实验事实和可靠的理论，这些东西原本即便不是来自于传统课堂，也是来自于传统教育过程。我们用这样的东西推陈出新这无可非议，但用这样的东西来否定传统教育，这不是不靠谱，而是根本就不靠谱。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问题：高效课堂概念来自何处?谁最先提出的?
这两个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一所学校、一个人，这所学校是山东荏平杜郎口中学，这个人是《中国教师报》“首席记者”“课改专家”李炳亭。
杜郎口中学似乎是一面旗帜，不过我们理一下这所学校的规模的变化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所学校的实质问题：
杜郎口乡有人口5.6万人。杜郎口中学在“普九验收”前据说学生数最少时约四百人，是四百多还是四百不足，网上公开信息中无法查证。“普九验收”后，杜郎口中学学生数最高时接近1600人。“普九验收”后杜郎口中学名声大震，因此学校占地面积扩大了近三分之一，建筑面积翻番，学校的其它教学设施也大为改进，特别是杜郎口中学名闻遐迩后，全国各地学校到杜郎口中学学习时的门票收入，使得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下变的别人无法与之相比。最近的能从网上查到的数据显示，杜郎口中学现在的学生人数不足700人。
李炳亭个人介绍显示，其人是“高效课堂首倡者”，从其个人介绍内容有这样的语句：口头禅——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坚信——教育才可以救中国;课堂主张——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理念——教育即“人学”，一切教育教学都必须“从学生出发”，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呼吁——关注生命、放生学生。其最为吸引眼球的一本书名为《我给传统课堂打零分》。从这些内容上看，其人即便不是“高效课堂首倡者”，也是“高效课堂”运作中的关键人物。
不论李炳亭与杜郎口中学间的关系如何，不论《我给传统课堂打零分》《高效课堂22条》什么的，也不论李炳亭讲的按他的“高效课堂”要求去做了小学生就能学到多少东西或是不会英语的也能当英语教师什么的，李炳亭两三年前单是自称是中国教育界的“黑喇嘛”就足以令人咂舌了。
几年前社会曾流行一种说法，讲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没有信仰。随着这种说法的流传，李炳亭便应用而生出了一个“教育即信仰”这么个奇怪的口号来。如果仅是这个口号也罢，紧跟着李炳亭又宣称，他自己就是中国教育界的“黑喇嘛”，是教主，是中国教育信仰的对象。所有这些过往，到今天我们也不难从网上通过简单搜索而寻到一些证据。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顺着本文章所展示的内容归纳出一个轨迹来了：随着“创新教育”这么一声最高指示，中国的基础教育界就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课程”“课改”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的基础教育界程现了“百花齐放”的姿态，而这“百花”之中，有一朵叫做“高效课堂”的花犹为耀眼;“高效课堂”的领军人物是一个在国家级报刊《中国教育报》下属的《中国教师报》中任职的记者李炳亭;李炳亭在“高效课堂”的风光中宣称自己是中国教育界的传奇宗教领袖“黑喇嘛”一样的人物，是中国教育信仰的对象。这些现象形成的基础是“新课程”以来我们用“素质教育”否定“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李炳亭通过用“高效课堂”来否定“传统课堂”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