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国学夏令营了解到，在历史上，儒家的社会理想与制度设计多是针对当世的弊病提出，并用来批评、指导当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体制是有距离、有张力的。我们知道，没有抽象的权利观，没有抽象的公平正义，没有抽象的公私、群己权界，任何时空条件下的个人权利与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是历史的、具体的。
孟子和先秦儒家是否主张弃绝私利？孟子说：“王何必曰利”，针对的是梁惠王（魏惠王）、齐宣王或类似的君主的。孟子义利观比较复杂，大凡在义利冲突，必作选择时，取先公义后私利的立场，但并非不顾私恩、私利。尤其是，我们在讨论公私关系时，应注意孟子对君之私、臣之私与百姓之私，对君之个体、诸侯国与百姓之利等是加以明确区分的，并且尤其反对君臣以一己之私作为诸侯国之公。另一方面，孟子对人主、臣工、士人、百姓的个人私利、私恩与公义、公道采取了互不偏废的中道立场，即在极端的利己主义（杨朱）与极端的利他主义（墨子）之间保持张力。孟子辟杨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仅仅主张中道，他与子莫的区别是不但有原则性，而且有灵活性，懂得变通。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绝对的为我主义（私）与绝对的团体主义（公）都伤害仁、义、礼；呆板地执中，又伤害时中。故孟子不仅有分寸感，尤有调节性的管理艺术，在公私、义利的兼济统一上，颇有辩证智慧。